山间的冬天格外寂静，雪落无声，压弯了枯枝。我将那位因乱服药的逝者送入村外那片沉默的黄土后，便锁了诊箱的门，一心守在家中。妻子腹中是我们第二个孩子，日重一日，沉甸甸地压在她的腰肢上，也沉沉坠在我的心尖。我面上极力宽慰她，可心底深处，那隐秘的庆幸如初春悄然融化的雪水，无声流淌——只盼着母子平安，便是我这山野郎中最大的福报。

时光悄然滑过，年关将近，妻子的身子也到了最沉甸的时候。山岭环抱，陡峭的羊肠小道是通往外界的唯一血脉，去一趟最近的镇子，壮年人也要耗去近两个时辰。不通公路，若有急病，唯有用两根粗竹竿绑成的滑竿抬着，艰难跋涉。镇上的医院，在这风雪欲来的时节，遥远得像一个缥缈的念想。我再次翻开了那本边缘已经磨损卷起的西医妇产科书籍，油灯昏黄的光晕下，那些陌生的图示和术语显得格外沉重。我守着妻子，指尖在书页上描摹着骨盆的轮廓、胎位的变化，每一个字都像烙铁般烫进心里。

大年初二清晨，锅灶里刚飘出米粥的暖香，亲戚们围坐着商议拜年的去处，笑语喧阗。妻子倚在门边，脸色倏地变了，低低唤我：“谭医生，下面……像是松了……”

我心头一紧，猛地攥住她的手腕。指腹下，那脉搏的跳动陡然变了！昨日还迟缓沉稳的迟脉，此刻竟变得急促、坚实，如紧绷的绳索被急速拉动，又像数颗圆润的珠子在指下急滚而过。一股寒意瞬间窜上脊梁——临盆之兆！我几乎是吼出来的：“快！扶她去床上！”声音抖得变了调。岳母也慌了神，跌跌撞撞奔去灶间烧水。

小小的卧房成了临时的产房，隔绝了外面的年节喧嚣。热水氤氲的雾气里，我竭力回忆着书本上冰冷的图示与文字，笨拙地指挥妻子用力。时间被无限拉长，每一秒都踩着心跳。汗水浸透了我的棉袄，额角的汗珠滚下来，砸在翻开的书页上，晕开一小片模糊的墨迹。两个时辰，漫长得如同熬过了一整个隆冬。终于，一声嘹亮的啼哭刺破了满室的紧张，像一道暖流冲散了寒冬。我的第二个儿子来了！托着那温热、带着血污的小小身体，我的手抖得厉害，几乎无法自持，是慌乱，更是劫后余生的虚脱。

岳父岳母欢喜地接手照料新生的婴孩，我则全心伺候月子里的妻子和懵懂的大儿子。幸而年节里，山道上少有人迹，求医问药的也稀少了。

初三四五，山道上开始出现拜年的人影。我们新添丁的喜讯，便随着他们的脚步，如春风般迅速吹遍了远近的山坳。在闭塞的山乡，添丁进口是顶顶隆重的大事。岳父母翻着老黄历，郑重地将“整酒”的日子定在了正月初十。

初十那日，冬日难得的阳光慷慨地洒在院子里。院门内外，人声鼎沸，比年节还要热闹几分。淳朴的山里人，将那份至诚的心意都寄托在沉甸甸的实物里：彭会荣叔公扛来了一整只油亮的猪后腿，手里还拎着扑棱翅膀的公鸡母鸡；谭金国大哥挑着扁担，一头是扎得整整齐齐的八斤挂面，另一头竹筐里，垫着金黄的稻草，码着二十个圆滚滚的鸡蛋；谭永清老汉从最贴身的口袋里，摸索出一个裹得严严实实的小布包，层层打开，是四张被摩挲得发软、却叠得整整齐齐的“四块钱”……大多宾客，翻山越岭从我的老家干龙村赶来，山路迢迢，当晚只能留宿。家里挤得满满当当，左邻右舍纷纷敞开柴门，腾出地方安顿这些远客。直到次日午后，喧闹的人声才随着离去的背影，渐渐消散在山道尽头。

宾客散尽，喧嚣沉淀下来。岳父母累得几乎直不起腰，妻子倚在床头，脸上却泛起了久违的红润光泽。我扶她躺好，叮嘱她安心休养，地里那点活计自有我慢慢去刨。悬壶济世才是我的本分，病人陆续上门，诊箱又挂回了门边。岳父母看着我在药柜、灶头和薄田之间奔忙的身影，沉默了几日，终是卷起了裤腿，拿起了锄头。

“地里头的活计，有我们。”岳父蹲在门槛上，吧嗒着旱烟，声音不高，却沉甸甸的。岳母在一旁，默默点头，粗糙的手在围裙上擦了擦。

从此，药香弥漫的小院外，那几垄薄田里，总能见到两位老人躬身劳作的背影。阳光落在他们花白的头发上，也落在我心间最柔软的地方。这份情，像山涧里默默流淌的泉水，无声无息，却滋养了岁月，也沉甸甸地压在我心头，至今想起，眼底仍会漫起一层薄薄的暖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