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到那通电话时，墙上的挂钟刚敲过十二下。

“小陈，有急件要送。”调度室的王姐声音带着不耐，“地址在城西老城区，黄泉路394号，收件人...叫陈守义。”

笔尖在派件本上划出道歪斜的线。陈守义，是我爷爷的名字，他十年前就去世了。

电动车碾过坑洼的石板路，车灯在雾里划出条昏黄的光路。城西老城区早已拆迁，断墙残垣间长着荒草，偶尔有流浪猫窜过，撞得铁皮围栏“哐当”响。导航显示“黄泉路”就在前方，可路牌上的字早已剥落，只剩“泉路”两个字，在路灯下泛着青白的光。

394号是栋独栋小楼，铁门虚掩着，门后是个杂草丛生的小院，正中间长着棵枯死的槐树，枝干上挂着几个褪色的灯笼，无风自动。信封在手里发烫，我刚要敲门，门却“吱呀”开了条缝，股腐叶味混着潮湿的寒气涌出来，门内漆黑一片，只有二楼窗口透出点微弱的光，像只半睁的眼睛。

“谁？”沙哑的声音从门内传来，带着浓重的鼻音，像喉咙里卡着片烂树叶。我下意识举起信封：“您的信，陈守义先生。”

寂静。几秒后，门缝里伸出只手——皮肤青白，指甲缝里嵌着黑泥，指尖却涂着鲜红的指甲油，在夜色里格外刺眼。那只手抓过信封，指腹擦过我手腕，凉得像块冰。“进来吧，”门开得更大了些，“喝杯茶再走。”

我后退半步，鞋底踩断了根枯枝。屋内太暗，看不清那人的模样，只能看见领口处露出的皮肤，泛着不正常的青灰，像是死了很久的人。“不了，我...还有别的件要送。”转身时，余光瞥见那人手里的信封，邮戳上的乌鸦突然“活”了过来，翅膀扑棱着，喙尖的血珠滴在那人手背上，却没留下任何痕迹。

电动车驶出老城区时，后视镜里映出小楼的轮廓。二楼的灯突然亮了，窗台上趴着个黑影，长发垂落，身体前倾，像是在盯着我离开的方向。而她身下的窗台，赫然摆着个老式邮筒，筒身锈迹斑斑，投递口处沾着暗红的污渍，像被无数次舔舐过的伤口。

第二天上班，我在死信堆里翻出了那封“黄泉路394号”的信。

信封上的邮戳变了，乌鸦的翅膀收拢着，喙尖的血珠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行极小的字，用红墨水写的，像是从乌鸦嘴里“吐”出来的：“第三日午夜，带新信来，否则——”最后那个字被血珠晕开，只能看见扭曲的笔画，像条挣扎的蛇。

老张不知何时站在我身后，烟味突然变得刺鼻：“小陈，有些信不该碰。”他夹着烟的手指敲了敲铁皮箱，“死信堆里的信，都是寄给死人的。十年前有个老邮差，非要送一封‘火葬场’的信，结果...你猜怎么着？”

我抬头，看见老张左眼下方有道疤痕，从眼角划到下巴，像是被什么尖锐的东西抓出来的。“他回来时，手里攥着那封信，信封上全是血，可收件人栏的字没了，换成了他自己的名字。”老张突然笑了，笑声像破风箱，“后来啊，他就成了死信堆里的一封信，地址写着‘城西黄泉路394号’，收件人...陈守义。”

我猛地站起身，椅子撞在分拣台上，发出刺耳的声响。老张说的老邮差，是我爷爷。十年前他失踪时，我刚满十岁，父亲只说他“出了远门”，却从没提过“黄泉路”三个字。而现在，那封本该被我投递的信，却躺在死信堆里，收件人栏的“陈守义”三个字，不知何时渗开了血，像是从纸里长出来的。

下班时，王姐塞给我个新信封：“加急件，还是黄泉路394号，收件人...陈守义。”她眼神躲躲闪闪，“调度室说，必须由你送，说是老客户指定的。”

信封很轻，却透着股说不出的沉重。我翻到背面，邮戳上的乌鸦张开了翅膀，喙尖的血珠滴在地上，形成个小小的血泊，血泊里倒映着我的脸，苍白，惊恐，而在我身后，有个模糊的影子，长发披肩，手里拿着枚鲜红的邮戳，正对着我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