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出生后那段日子，父亲的精神似乎好了些。每次我们带着那个粉团似的小人儿去看他，他浑浊的眼睛里就会泛起一丝光亮，干枯的手指微微颤动，想要触碰孙女娇嫩的肌肤。这微小的欢愉像黑夜中的萤火，短暂地点亮了他日渐黯淡的生命。然而好景不长，当盛夏的烈日开始炙烤大地时，父亲的情况急转直下。

七月的热浪席卷而来，姐姐的电话在某个闷热的午后响起。她说父亲持续高烧不退，声音里藏着压抑的恐慌。我握着手机，汗水从掌心渗出，恍惚间仿佛回到了母亲病危的那段日子。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而人类在疾病面前永远如此无力。父亲原本壮实的身躯，在这一年的瘫痪中已经消耗殆尽，从一百八十斤的壮汉变成了皮包骨的老人，像一棵被虫蛀空的老树，随时可能轰然倒下。

周末赶回去时，姐姐掀开父亲的衣服给我看——他的后背布满了触目惊心的褥疮，最大的有碗口那么大，溃烂的皮肉散发着死亡的气息。这些暗红色的伤口像一张张狰狞的嘴，吞噬着父亲所剩无几的生命力。我的心猛地沉了下去，在医学常识里，这往往是生命走向终点的信号。

救护车的鸣笛声划破了乡村的宁静。医护人员小心翼翼地将父亲抬上担架，他的身体轻得不可思议，仿佛只剩下一层皮包裹着骨头。在医院冰冷的走廊里，各种仪器对父亲进行着最后的“审判“。检查结果像一纸判决书：褥疮面积过大，身体各项机能衰竭，建议回家静养。医生平静的话语背后是残酷的潜台词——已经无药可医，剩下的日子不多了。

父亲躺在担架上，眼神惶恐得像只受惊的动物。他或许不明白那些医学术语，但一定从我们的表情中读出了不详。我握着他枯枝般的手，一遍遍地说：“爸，咱回家。“这句话既是对他的安慰，也是对自己的心理暗示。回家，回到那个他生活了大半辈子的老屋，或许能让他在熟悉的环境中走得安详些。

我们将父亲从姐姐家搬回了老宅。老屋的墙壁上还挂着我们的结婚照，柜子里摆着用了半辈子的搪瓷缸。这些老物件沉默地见证着一个生命的凋零。姐姐示意我先回去工作，她留下来照顾父亲。那些天我在办公室里如坐针毡，电脑屏幕上的数字和文字全都变成了模糊的符号。每隔两小时就要给姐姐打个电话，听到父亲还清醒着才能稍稍安心。

直到那个黄昏，姐姐的电话再次响起。她的声音很轻，却像一记重锤砸在我心上：“你赶紧回家吧，立刻回家。“我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车窗外的夕阳将云彩染成血色，我恍惚觉得这是父亲生命最后的余晖。

赶到家时，父亲正大口喘着粗气，胸膛剧烈起伏，像一条搁浅的鱼。这场景如此熟悉——母亲临终前也是这样挣扎着呼吸。我们轮流守在床边，看着他在生死边缘徘徊。时间变得异常缓慢，每一分钟都被拉长成永恒。屋外的蝉鸣声、邻居的说话声、远处车辆的喇叭声，这些平常的声响此刻都显得格外刺耳，因为它们提醒着世界仍在正常运转，而我们的父亲却要永远离开了。

第三天凌晨四点，万籁俱寂的时刻，父亲突然含糊地喊着母亲的名字，眼神望向虚空中的某处，嘴角甚至浮现出一丝微笑。然后，他的呼吸渐渐平缓，最后归于静止。我想，那一定是母亲来接他了。在这世上孤独地徘徊了这么久，他终于可以跟挚爱的人团聚了。

我带着女儿来看爷爷最后一面。这个还不谙世事的小生命不但没有害怕，反而对着安详睡去的老人甜甜地笑了。这纯真的笑容像一道光，穿透了死亡的阴霾。或许在孩子眼中，死亡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睡眠；又或许，她感受到了爷爷终于获得解脱的平静。

守夜那晚，我和姐姐轮流照看父亲的遗体。深夜时分，我小憩了片刻，醒来后去看父亲。我叫他，他没有回应。他的眼睛睁得很大，像是要看尽这世间最后一眼。我哭着喊来姐姐，这个倔强了一辈子的小老头，终于卸下了所有的重担，永远地合上了双眼。

丧事期间，我去厨房给父亲盛饭——按照乡下的习俗，要给逝者准备最后一顿饭。帮忙的大姐无意间说了句：“哎，这爹妈都没了。“这句话像一柄利剑，瞬间刺穿了我强装的坚强。是啊，父母都不在了，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是谁的孩子了。这个认知带来的空虚感比想象中更为强烈，仿佛生命被硬生生挖走了一块。

出殡那天，我哭得不能自已。母亲走时我还算克制，因为知道还有父亲需要照顾。而现在，他们双双离去，我再也没有可以回去的港湾了。棺材入土时，我跪在坟前，泪水混着泥土，在脸上留下道道痕迹。这些泪水不仅是为父亲而流，也是为我自己——从此以后，所有的喜怒哀乐都再也不能与他们分享，所有的成就与挫折都再也不能得到他们的赞许或安慰。

葬礼结束后，我独自一人在老屋里坐了很久。夕阳透过窗户照进来，灰尘在光柱中飞舞。父亲的搪瓷缸还放在桌上，里面残留着最后一口没喝完的水；他的拖鞋整齐地摆在床边，仿佛随时等待主人归来。这些日常物品此刻都成了最伤感的遗物，无声地诉说着一个生命曾经存在过的痕迹。

回到城里后，每当夜深人静，我总会不自觉地想起父亲临终前的样子。有时半夜醒来，会恍惚听见他喊我的小名。

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记忆的开始。父亲走后，我才真正明白这句话的含义。他的音容笑貌活在每一个与他有关的物件里，每一段与他相关的回忆中。老屋门前的枣树是他亲手栽的，书架上的工具书是他常翻的，甚至我做菜时的某些习惯，也是从他那里学来的。这些细小的痕迹，构成了父亲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足迹。

如今，当我牵着女儿的小手散步时，常常会想，如果父亲还在，该有多好。他会如何宠爱这个孙女？会给她讲什么样的故事？会教她唱什么歌谣？这些永远无法实现的假设，成了心中最柔软的痛处。但转念一想，父亲其实从未真正离开——他活在我的记忆里，活在我的血液中，也活在这个有着他一样招风耳的小孙女身上。

生命的轮回就是这样残酷而温柔。父母走了，我们成了没有伞的孩子；而当我们自己的孩子降生，我们又成了别人的伞。在这把伞的传递中，爱得以延续，记忆得以保存，生命得以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