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长与青砚、青墨道过安置，从案上取了一盏铜鹤灯台，又将另一盏递给苏明允，温声道：“苏相公，我引您去西厢房歇息。”

苏明允捧着灯台跟在后面，灯芯的光晕在青砖地上晃出细碎的影。穿过三清殿偏厅时，青墨正将案上的青瓷笔洗、砚台往竹柜里收——这是她每晚睡前必做的事，总说“文房器物得好生收着，沾了夜露要生锈”。

西厢房里，青砚早已铺好了床，粗布床单洗得发白，却浆洗得平整，床头还叠着条半旧的蓝布被，被角绣着朵小小的兰草。

苏明允将灯台放在床头的矮几上，黄铜的鹤嘴映着灯光，泛出温润的光。

“歇个安稳觉吧，”道长拂了拂被角，“明日清晨，让青墨给您煮碗姜枣汤，暖暖身子再赶路。”

“多谢道长。”苏明允低头应着，声音里带着些微的沙哑。

话音刚落，他却猛地转过身，肩背绷得笔直，像张骤然拉紧的弓。手里的灯台晃了晃，火苗险些燎到他的袖口。他望着道长，眼里翻涌着复杂的光，有警惕，有困惑，还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戾气，忽然开口，声音比先前粗了几分：“道长就不怕么？”

道长抬眸看他，目光平静如水。

“不怕我是个凶徒？”苏明允的喉结滚了滚，指节因用力而泛白，“牢里六年，见过人咬断狱卒的喉咙，见过人为了半块窝头打得头破血流。谁也说不清我这六年是怎么熬过来的——道长就敢把我留在观里，睡在离您这样近的地方？”

道长抬手，指尖轻轻落在灯台的鹤首上，那上面还留着常年摩挲的温度。“夜里风大，”他没接苏明允的话，只将灯台往床头挪了挪，“吹灭了灯，摸黑容易撞着墙。”

说罢，他伸出右手，食指与中指并拢，轻轻在苏明允的额间点了点——那是道门里“安神”的手势，指尖带着些微的暖意。“人心如镜，落了灰，擦一擦便是。”

苏明允僵在原地，忘了回应。道长已转身掀开幕布，身影消失在廊下。他望着那方空荡荡的门口，许久，才缓缓躺倒在床上，连鞋都没脱，却没敢碰那床叠得整齐的被。

此时青墨刚锁好竹柜，见道长正站在院中望月，衣襟被夜风吹得轻轻扬起。“师父，”她轻声问，“真要让他住下？”

道长望着天边的月牙，声音淡得像雾：“你瞧那月亮，缺了大半，不也照着赶路的人么？”

青墨没再问，只默默收拾了院里的扫帚。三清殿的铜钟在风中轻轻晃着，发出“叮”的一声轻响，像是谁在夜里叹了口气。

西厢房的灯亮到三更才灭。苏明允终究没敢睡那床，只和衣靠在床头，望着窗纸上竹影摇曳，一夜未眠。而道长的卧房里，直到天明，都透着淡淡的诵经声。

夜半三更，苏明允猛地睁开眼。

他生在南岭三水镇一个没落的秀才家里。幼时也曾在父亲的书案前描红，《论语》背得滚瓜烂熟，十五岁上还中过秀才，街坊都唤他“苏相公”。可天有不测，父亲赴任途中染了时疫，撒手人寰，母亲哭得瞎了眼，没过半年也去了。家里只剩一个寡居的姐姐，拖着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还有两亩薄田。

姐姐原是镇上绣坊的巧手，姐夫在世时，日子虽清苦，倒也能糊住嘴。姐夫走后，三个孩子最大的才五岁，最小的还在襁褓里。苏明允刚满二十，便辍了学，挑起了家计。他替人抄书，写帖子，农忙时帮地主割稻，得些米粮；冬日里便去山里砍柴，挑到镇上去卖。姐姐夜里绣帕子到三更，他便就着油灯替人抄佛经，常常一夜只睡两个时辰。

镇上米铺的王掌柜是个面冷心热的人，见他姐弟俩艰难，偶尔会赊给他们半袋糙米，账记在门板后的木牌上。孩子们嘴馋，见别家孩子吃麦芽糖，便哭闹着要，苏明允总把自己抄书得来的几文钱省下来，买块碎糖，掰成三块，看着孩子们含在嘴里笑，自己舔舔手指上的糖渣，便觉得甜到了心里。

那年冬天格外冷，下了半个月的雪，山里的柴砍不成，地主家也无需帮工。米缸见了底，姐姐把最后一块棉絮给孩子裹上，自己冻得嘴唇发紫，还在绣那方替人赶制的喜帕。三个孩子饿得起不了床，小的那个直哭，哭声越来越弱。

苏明允揣着姐姐最后给他的两个铜板，在镇上转了大半圈，铺子都关着门。走到街尾的馒头铺，见灶上还温着几个白面馒头，热气腾腾的。铺主是个矮胖的老汉，正打着哈欠算账。苏明允站在门外，闻着那麦香，喉结滚了滚，眼里像进了沙。

夜深了，馒头铺的灯灭了。苏明允像着了魔，绕到铺子后墙，那里有个破洞，原是给猫进出的。他犹豫了许久，终是抵不过屋里孩子的哭声，伸手从洞里掏了个馒头。刚转身要走，却被铺主逮了个正着。

“好你个斯文败类！”铺主气得发抖，夺过他手里的馒头，见他袖里还藏着半块——那是他想留着给姐姐的。“读了几句书，竟干这偷鸡摸狗的勾当！”

那年是隆庆元年，官府正严打偷盗。苏明允原是秀才，按律可从轻发落，偏偏县里的捕头与他父亲有旧怨，硬说他“知法犯法，罪加一等”，又搜出他替人写状子用的一把小刀，说他“私藏凶器，意图不轨”。

判下来那天，苏明允正在牢里替狱卒写家信。听到“杖四十，流徙两年，发往琼州驿站充役”，他手里的笔“啪”地掉在地上。他不怕杖责，不怕流放，只怕姐姐和三个孩子无人照管。

起解那天，姐姐抱着最小的孩子来送他，孩子冻得小脸通红，却睁着乌溜溜的眼睛看着他。姐姐塞给他一个布包，里面是双新纳的布鞋，还有半块干硬的麦饼。“到了那边，好好做人，姐等你回来。”她的声音发颤，却硬是没掉泪。

苏明允戴着枷锁，走三步回头看一眼，直到看不见姐姐的身影，才任由眼泪淌下来，混着脸上的血痕，冰凉刺骨。

琼州驿站的苦役，比他想象的更难熬。凿石头，修驿道，天不亮就起身，天黑了才歇工。饭是掺着沙子的糙米饭，菜是水煮的野菜，还常常不够吃。同役的多是凶神恶煞之徒，为了半块饼能打得头破血流。苏明允性子直，见不得人欺凌弱小，替一个老汉挡过几次拳头，自己却被打得鼻青脸肿。

他总想着姐姐和孩子，夜里就着月光，在地上默写《诗经》里的句子，仿佛这样就能离他们近一些。有个识字的老驿卒见他可怜，偶尔会借给他几页纸，他便写了信，托人寄回家，却从没收到过回信。

第一年夏天，一个从三水镇来的驿卒告诉他，他姐姐去年冬天染了风寒，没挺过去。三个孩子被远房亲戚领走了，不知去了何方。那驿卒说，最后见着姐姐时，她还在绣帕子，说要攒钱给苏明允赎身。

苏明允听了，没哭，也没说话，只是拿起锤子，拼命地凿石头，虎口震裂了，血流在石头上，他也浑然不觉。那天之后，他像变了个人，沉默寡言，眼神里没了光，只有一片死寂。

他试着逃过三次。第一次刚跑出十里地，就被狼狗追了回来，挨了五十鞭，皮开肉绽；第二次藏在运粮的车里，被发现时，咬着牙不肯走，被打得昏死过去，加役两年；第三次最险，他跳进冰冷的江里，顺流漂了半夜，却被下游的巡兵捞了上来，又加了到四年。

两年的刑期，硬生生拖成了六年。

出狱那天，他手里攥着姐姐给的那双布鞋，鞋底早已磨穿。他想回三水镇，却不知该往何处去。亲戚家的门，他不敢进；曾经的街坊，怕是早已不认得他这个“流放犯”。锁骨下被刺了个“流”字，像块烙铁，走到哪里都被人指指点点。

他一路向北，白天躲着人，夜里赶路，靠替人打零工换口饭吃。有人问他来历，他只说“岭南来的，寻亲”。那“流”字刺青总被他用衣襟遮着，像遮着一个见不得人的秘密。

西厢房的月光透过窗纸，照在苏明允的脸上。他摸了摸锁骨下的刺青，那里的皮肤依旧发烫，像六年前被烙铁烫过时一样。灶间传来青墨起夜的脚步声，很轻，像怕惊扰了什么。他翻了个身，把脸埋进粗布被褥里——那被褥上有阳光和皂角的味道，是他六年里从未闻过的香。

我们且来细究这其间的曲折。

这世间的种种困厄，原是社会亲手酿就，便该由它自己直面。

苏明允虽遭流放，却非愚钝之辈。幼时书案前描红的《论语》，早在他心底埋下性灵的微光；六年苦役磨出的伤痕里，又浸出些愁苦的磷火，将那点光映得愈发分明。铁链锁过的手腕、鞭痕叠着鞭痕的脊背、寒夜里冻裂的脚跟、监牢里永远填不饱的肚腹……这些日夜啃噬他的苦楚，倒成了面镜子，让他对着自己、对着这世道，一遍遍反躬自问。

他先在心里设了个公堂，自己当原告，也当被告。

他承认自己确有过失。那年冬夜，若肯跪在馒头铺前多求片刻，或许老汉会发些恻隐；即便被赶，也该寻些枯枝去换半块饼，而非伸手去掏——读书人口中常念的“义”字，原是要守住这分寸。他甚至想，便是为了姐姐怀里嗷嗷待哺的孩子，忍饥挨饿也该是正途。一个曾戴过方巾的秀才，竟为了一口吃食与市井之徒无异，这是他对自己最狠的判词。

可转念间，那公堂的天平便晃了。

他问自己：走到那步绝境，当真全是他一人之过？想做工时，田主家的门却对着流民紧闭；想凭笔砚换口饭，铺主见了他锁骨下的“流”字便啐一口；孩子们哭到嗓子哑，米缸空得能照见人影——这世道先断了他的路，却怪他不择手段寻活路，这公道么？

他又想起那纸判文。“杖四十，流徙两年”，原是因那捕头与父亲有旧怨，硬添了“私藏凶器”的罪名，才拖成六年苦役。律法本该是量罪的秤，怎倒成了泄私愤的棍？他不过偷了个馒头，却被钉在“流犯”的耻辱柱上，走到哪里都被人当瘟疫躲——这刑罚，是罚过，还是罚命？

夜深人静时，他常对着墙缝里漏进的月光发呆。孔圣人说“仁者爱人”，可乡绅粮仓里的米能堆到梁上，却见不得饥民在门前多站片刻；朱夫子讲“存天理，灭人欲”，可衙役拿着俸禄，却把鞭梢抽向最苦的人。这世间的“理”，原是分了三六九等：对穿绫罗的是一套，对穿破布的又是一套。他寒窗十年记的那些“义理”，到了现实里竟成了刺向自己的刀。

他越想越寒，索性在心里判起这世道的罪来。

愤怒像灶膛里的火，舔着他的五脏六腑。他觉得这天地该给他个说法：为何安分守己的秀才会成流犯？为何姐姐绣到指尖出血也攒不够救命钱？为何那“流”字刺青比脸上的疤还显眼，成了一辈子甩不掉的烙印？他算来算去，自己偷的是一个馒头，可这世道偷去的，是他的功名、他的亲人、他对“善”的所有念想。

这账，太不公。

六年苦役，磨掉的不只是他的头发和牙，还有心里的软。初入狱时，见同监的老汉被打，他还会扑上去拦；后来见惯了为半块窝头互咬的血口，听惯了狱卒骂“流贼就该打死”，他的心便一点点硬起来，像被雨水泡透又晒干的木头，再也发不出芽。

他在牢里也没断了读书。有个曾是塾师的老犯，见他认得字，便偷偷教他读《史记》。读至“陈涉吴广”时，那老犯叹：“苛政猛于虎啊。”他当时没说话，只觉得胸腔里像堵了团棉絮——原来千年前的愤懑，到如今还在土里发着霉。他越读书，越看清这世道的荒唐：圣贤书里的“仁政”，在现实里成了“苛政”；本该护民的律法，倒成了压民的秤砣。

最让他寒心的，是对着孔子庙扬起拳头的那一刻。他自幼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这庙门前的石板路，不知踏过多少像他一样被“义理”抛弃的人。他开始怀疑，那些被供奉在庙里的牌位，是不是早忘了人间的苦？

旁人见他锁骨下的刺青，只当他是凶徒。可谁还记得，他十五岁中秀才时，也曾对着铜镜理过方巾，想着将来要做个“为民请命”的官？那时他的手，只握过笔杆和书卷，连鸡都不敢杀；如今这双手，既能挥锤凿石头，也能攥紧竹杖防野狗——这双手的变化，不正是这世道刻下的印？

他有时会摸出怀里半块松烟墨。那是在牢里用灶灰和桐油熬的，磨出来的汁发乌，却能写出还算周正的字。他望着墨锭上的裂痕，像望见自己的心：虽已碎了，却还留着点墨香，那是读书人的根，断不了，却也再难圆了。

六年里，他没掉过一滴泪。不是不痛，是痛得太久，泪早被心里的火烧干了。出狱那天，他摸着锁骨下的刺青，像摸着块烙铁——这烙铁烫掉的不只是皮肉，还有他对这世间最后一点轻信。

他知道自己变了。从前见人跌倒会扶，如今见人冷笑会躲；从前信“善恶有报”，如今只信“拳头硬的是王”。可夜深人静时，听着青云观里道长的诵经声，他又会忽然慌起来：那个在书院里背“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少年，当真被这六年苦役埋了么？

他说不清楚。只知道心里有团火，既烧着对世道的恨，也烧着点没灭干净的、连自己都怕的善。就像那砚台，蒙了厚厚的尘，可若用力一擦，总还能露出点石头的底色来。

一个人陷进沙暴里了！

有什么打紧！商队是不会停的。热风卷着沙砾，这支驼队有它非走不可的路程。它去了。

那人被黄沙埋了半截，又猛地挣出上身，在沙浪里起伏，他咳着，挥手，可风裹着沙，打在脸上生疼，商队的驼铃越来越远，赶驼人只顾着拉紧缰绳，谁也没回头——他那在沙里摇晃的身影，不过是瀚海中一粒将被掩埋的尘。

他在沙雾里发出嘶哑的咳。那支远去的驼队像一串模糊的影子，驼影越来越淡。方才他还在那队里，帮着照看货物，头巾上沾着沙，和旁人一样分着皮囊里的水，感受着同一轮烈日的炙烤。这才多久？不过是一阵狂风卷来，脚下一软，就跌进了这无边无际的黄。

流沙裹着他下陷。脚下是虚的，只能往下沉。迎面扑来的沙粒打在脸上，钻进眼睛、口鼻，他呛着，咳着，沙丘把他埋了又露，露了又埋。他恍惚看见沙下的枯骨，像当年驿站的镣铐，勾着他的脚踝，往深里拖。他成了沙的一部分，被翻来覆去，吞着又干又涩的沙——这沙漠像是恨他，一口口要把他嚼碎。

可他还在挣，手脚乱扒，想抓住点什么——哪怕是一把能借力的硬沙。

力气早被干渴和热风抽光了，只剩一口气吊着，和这茫茫沙海较劲。

商队去了哪里？在前面，天地接处，那点驼影淡得快要看不见了。

热风啸得更凶，沙粒比刀子还利。他抬头，只看见昏黄的天，低得像要压下来，把整个沙漠都盖进闷罐里。风里有怪响，呜呜的，像是从当年流放的戈壁传来，又像是牢里锁镣的摩擦声。

天上掠过几只秃鹫，盘旋着，就像那些年听书人讲的“索命鬼”。可它们和他有什么相干？它们飞它们的，盘旋它们的，他却在沙里，咳着血，等着死。

他觉得自己被两样东西埋了：沙和天。沙是坟坑，天是盖棺的板。

天黑了。他在沙里埋了多久？不知道。力气早没了，那支商队，那些同行的人，都没了影。他孤零零陷在这暮色沉沉的沙海里，往下沉，又猛地挺一下，手脚乱刨，像是怕碰着沙下那些说不清的枯骨。他张着嘴，喊不出声，喉咙早被沙砾磨破了。

人都走了。苍天在哪里？

他想喊，救命……嘴里却只喷得出沙。

沙地上什么也没有，天上也什么都没有。

他求风，求沙，求远处的礁石，求天上的星——它们都不理他。他求热风停一停，可风只听老天爷的。

四周是黑，是沙雾，是死一般的静，又满是风沙的呼啸。身子里只剩渴和累。脚下是空的，没个落脚的地方。他想起自己的骨头，将来怕是要埋在这没边没际的沙里，被风蚀，被沙盖。沙下的寒气钻进骨头缝，冻得他直抖——白日里有多热，夜里就有多冷。手刨着，什么也没有。风，沙，星，残月……有什么用？没了办法的人，往往就认了命。他不挣了，就那么躺着，看着自己一点点被沙埋进那黑糊糊的地底。

呵，这世道走了多少年，路上埋了多少人，多少魂？

这沙海，就是命运把苦命人往里抛的地方！最苦的是，喊破喉咙也没人应！这是心死啊！

沙，就是那沉甸甸的苦难压垮可怜人的坟场。沙，就是没边没际的绝望。

埋在这沙里的魂，成了地下的鬼，将来谁能把它们挖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