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时代的记忆里，总有些身影特别清晰。阿哲就是这样一个。他原本不属于我们班，高我一届。据说他父亲看他成绩跟不上，便在升二年级时让他留了级，于是便走进了我的教室。

在那所山村小学，一个年级只有一个班，加上学前班，全校也不过三四百人。在这里，一点与众不同，便会成为全校皆知的“名人”。阿哲就是如此。几次不大不小的风波，便让整个学校都记住了这个名字。在他转来之前，我与他并无交集。如同大多数同校却不同班的孩子，虽每日在咫尺方圆的校园里活动，彼此却像平行线，未曾交汇。

第一次见到阿哲，是在二年级开学的日子。作为班长，我自然对新同学多看了几眼。老师领着他进来，他微微歪着头，脸上挂着一丝难以捉摸的笑意，衣服也穿得不大周正。仿佛他的整个存在都带着一种微妙的倾斜感，让你想看清他时，也不自觉地想侧一侧头。这独特的姿态，如同一个烙印，使得我后来关于他的所有记忆，都定格在这歪斜的身影、不羁的衣着和那抹令人隐隐不安的笑容里。至少在我有限的视线中，他始终保持着这副模样。

那时的班级，孩子们似乎被无形的标签分成了几类：一类是让老师头疼、无心向学的“捣蛋鬼”；一类是成绩优异、备受青睐的“好学生”；还有一类，是成绩平平、安静听话、存在感稀薄的“中间派”。阿哲，毫无悬念地被归入了第一类。而我，作为班长和学习上的佼佼者，自然被划入“好学生”的阵营。但这个归类于我而言，并不全然准确。虽然成绩名列前茅，我的内心却向往着“捣蛋鬼”们那种看似自由不羁的生活。于是，我常常有意无意地靠近他们，也因此与阿哲有了更多的接触。

真正走近阿哲，才发现他并非想象中那种耀武扬威的“小霸王”。他更像一个被宠溺又迷失了方向的孩子，对许多事都显得漠然。没有特别亲密的朋友，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敌人”，更不像某些“坏学生”热衷于建立“权威”，让大家惧怕。他只是在某些莫名的时刻，会用些常人难以理解的方式捉弄一个无辜者，或者跟着起哄，对某个“看不顺眼”的同学推搡几下。那时的我，内心是抵触他这种行径的。在我尚且简单的是非观里，“坏学生”之所以令我有一丝向往，是源于他们某些时候的“磊落”。我厌恶他背后那种难以言说的捉弄。因此，我们的关系并不热络，偶有口角，却都守着某种微妙的“界限”，因为我们都知道对方不那么好惹。

他身后，是一个在物质上远超我们想象的殷实家庭。在那个连砖瓦房都不算普遍的村落里，他家矗立着一座气派的四层小楼，雕梁画栋，是当时整个大队最醒目的建筑。而我身后，则是老师们因我成绩而生的偏爱。他们似乎总愿意相信，当我和别人冲突时，责任必然在对方。对我，常常是几句温和的劝导；而对所谓的“惹事者”，则是不留情面的严厉责罚。他们大概不愿相信，一个能为学校捧回各种竞赛奖状的“好苗子”，内心竟也藏着对“坏学生”生活的向往。

然而，我和阿哲之间那脆弱的平衡并未维持太久。那时，我们中午回家都不带书包，书本就随意放在课桌抽屉里，也极少发生丢失或破坏物品的事。可有一天下午，当我翻开语文书准备上课时，赫然发现书页间凝着一口令人作呕的痰！一股夹杂着强烈屈辱的怒火瞬间冲上头顶，我脑海中第一个闪过的名字就是“阿哲！”我摔下书本冲出教室，一眼就看见阿哲正和班里几个“捣蛋鬼”坐在乒乓球台上说笑。我攥紧拳头，沉着脸走到他面前，强压着沸腾的怒火，声音因愤怒而变得低沉怪异：“我书上的痰，是你干的？”

他依然歪着头，脸上挂着那抹诡异的笑，仿佛没听见我的质问。过了几秒，像是才反应过来，他收起笑容，慢悠悠地说：“你的书……被人吐痰了？”说完，他睁大眼睛看了我两秒，突然爆发出一阵古怪的大笑。这笑声像导火索，引得周围的人也哄笑起来。被当众耻笑的羞辱感让我几乎窒息，含着泪吼道：“还说不是你！除了你，谁会做这种下作事？”他那令人火冒三丈的笑声还未止歇，又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慢条斯理地说：“你别瞎赖，我没有，信不……”话音未落，我的拳头已经砸在他脸上。他猝不及防，摔倒在地。我们立刻扭打在一起。围观的“坏学生”们没有一个上前拉架，只是兴奋地呐喊、嬉笑。对他们来说，这是一场难得的“内部斗争”好戏，两个都是他们的“伙伴”，帮谁都不合适。平心而论，他打架并不算强手，我略占上风。也不知打了多久，直到他鼻血直流，我脸上也挂了彩。老师闻讯赶来，我已不记得老师费了多大劲才将我们分开，只记得我们被分别带到不同的房间“处理”。我一口咬定是他吐的痰，甚至说我亲眼所见。那时的我并不觉得这有何卑鄙——对付“卑鄙”的人，手段似乎也不必太光明。和以往许多次打架一样，我只是接受了例行公事的口头教育，很快便被放回教室。至于阿哲，听说被老师狠狠责罚了。但他出来时，脸上依然挂着那抹诡异的笑容，这笑容彻底浇熄了我心中最后一丝可能的怜悯。第二天再见他，伤势似乎更重了些，我当时只当他又跟谁动了手。

关于阿哲的记忆，这件事最为刻骨铭心。因为直到今天，我仍无法确定那书本里的污秽究竟是谁所为。而我仅凭臆测，就让他承受了本不该由他背负的皮肉之苦，甚至可能还有更深的心灵创伤。更令我难以释怀的是，后来听说他父亲并未如我想象中那样到学校大闹，反而在当晚就对他施以了更重的拳脚。再后来，又隐约听闻，他父亲虽然物质上对他几乎有求必应，却常常对他动手，醉酒时、赌输了钱时，甚至心情郁闷时都可能成为导火索。知晓这些后，那份愧疚感如同藤蔓般缠绕心头。而最令我耿耿于怀的是，自那次打架后，阿哲开始不停地流鼻涕。从此，我记忆中的他，脸上总挂着一条擦不尽、吸不回的鼻涕。许多年里，我都固执地认为，那是我打在他鼻子上那一拳造成的后果。

之后的日子，我和阿哲的关系时冷时热。他变得更加乖戾，无缘无故地捉弄同学，也更加不修边幅，那恼人的鼻涕被他随意甩在墙上、树干上，留下独特的印记。据说，他父亲的棍棒也落得更频繁了。但老师们似乎彻底放弃了他——无论严厉的责罚还是苦口婆心的劝导，他都无动于衷，依旧我行我素，用他那旁人无法理解的方式，活在倾斜的世界里。渐渐地，他成了教室角落里一个被遗忘的、歪斜的影子。

小学毕业后，他便辍学了。我的整个中学时代，再未见过他。直到高中毕业那年，在小学同学聚会上，有人偶然提起他。我装作不经意，却急切地追问：“他现在……还流鼻涕吗？”一个和他同村的同学说：“早就不流了，小学毕业后就好了。”那一刻，仿佛一块压在心头多年的巨石轰然落地，长久以来盘踞心头的隐痛瞬间消散。聚会上还得知，他辍学后一直闲在家里，不再读书，也不去打工，只是沉迷牌桌，父亲给的钱输光了，就偷偷拿家里的钱，甚至变卖家里的物件。而他父亲，打了他几年后，似乎也彻底绝望，不再管他，任其沉沦。

命运有时会在人毫无防备时，于幽暗的转角投下一线微光。在我即将升入大二的那个暑假，阿哲竟突然萌生了去打工的念头。一天，我去他们村找一位老朋友，偶然遇到了阿哲。寒暄过后，我问他将来有什么打算。他歪着头，眼神里竟透出一丝罕见的认真，告诉我：“明天就走，出去打工。不想再待这儿了，烦透了，也不想再赌了，就想靠自己挣口饭吃。”我心中涌起一阵欣慰，为这位我一直愧于面对的老同学终于有了改变的念头而感到由衷高兴。那次短暂的交谈，气氛竟是多年来少有的轻松愉快。然而，我万万没有想到，那竟是我们此生最后的对话。

第二天，一个同学匆匆跑来告诉我一个噩耗：阿哲死了。据这位带来消息的同学说，前一天晚上，阿哲与几个牌友道别，在外面吃宵夜。结账时钱不够，他自告奋勇回家取钱，谁知这一去就再未回来。那几个牌友久等不至，只好赊了账各自散去。他的死因是，在深夜回家的路上，骑摩托车失控冲入了路边的溪流。直到第二天清晨才被人发现。

我不知道是命运未曾给我机会，还是未曾给阿哲机会，抑或是对我们两人都吝啬于给予。它无情地掐灭了阿哲开启另一种人生的微弱火苗，也将一份沉重的、永生无法卸下的愧疚，深深地烙印在我的生命里。他那倾斜的身影，连同那条记忆中挥之不去的鼻涕，以及最后那个试图挺直腰杆、走向远方的模糊背影，都成了我心底一道无法抚平的刻痕。也许，有些过错，并非源于恶意，却足以改变一个人的轨迹；有些愧疚，即使时光流转，也依然沉重如初，提醒着我们，在他人倾斜的世界里，我们是否也曾是那无意推了一把的力量？两条本可能相交的小径，永远停在了各自转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