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黑娃学会的第一个词不是“爸爸”也不是“妈妈”，是“钢筋”。

那天他被李秀莲抱在怀里去工地给刘建国送午饭，保温桶里是掺了红薯的米饭和一碟咸菜。工地上的风裹着铁锈味扑过来，塔吊正吊着一捆螺纹钢缓缓移动，红色的油漆在阳光下晃眼。他盯着那捆钢筋突然脱口而出：“钢筋……直径 25毫米。”

声音细弱得像蚊子叫，却让李秀莲愣住了。她低头看着怀里的娃，这才刚满周岁的孩子，连“饭饭”都还说不利索，怎么会蹦出这么古怪的词？刘建国从脚手架上跳下来，接过保温桶时听见妻子的嘀咕，咧嘴笑了：“准是听多了工人们念叨，学舌呢。”

刘黑娃没再吭声。他确实是听多了，但脑子里蹦出的不只是“钢筋”两个字，还有屈服强度、抗拉等级这些参数。前世做智能监控系统时，他调阅过无数建筑材料的数据库，可现在对着眼前这捆生着锈的钢筋，那些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的数据连半根冰棍都换不来——刚才路过小卖部时，他看见奶油冰棍卖五分钱一根，李秀莲摸了摸口袋里的硬币，最终还是拉着他走开了。

学说话成了件尴尬的事。他想说“混凝土养护要覆盖薄膜”，出口却变成“糊……膜膜”；想提醒父亲“脚手架卡扣要检查扭矩”，说出来只是“卡……紧”。刘建国总以为他在学工地上的杂音，有时会故意逗他：“黑娃，塔吊咋叫唤？”他就憋着劲模仿电机的嗡鸣，逗得工人们哈哈大笑，说这娃“天生是吃工地饭的料”。

只有刘黑娃自己知道，那些被拆解得支离破碎的词语里，藏着多少没处施展的代码逻辑。他试着在心里用二叉树给工人们分类：王师傅是“结构节点”，负责搭脚手架；张叔是“循环语句”，每天重复搅拌混凝土；工头李胖子则是“死锁”，总把工资拖成解不开的疙瘩。可这些分类毫无意义，就像他数着地上的蚂蚁，试图用冒泡排序给它们排队伍。

开春时工棚区爆发了水痘。最先病倒的是西头张婶家的小子，浑身长满红疹子，夜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卫生所的医生来看过，丢下几包板蓝根就走，说“熬过去就好了”。李秀莲把刘黑娃裹得严严实实，不让他跟其他孩子接触，自己却每天去帮张婶熬药。

“这病邪乎，你别去了。”刘建国晚上回来，看着妻子眼里的红血丝直皱眉。

“都是苦人家，能帮一把是一把。”李秀莲给刘黑娃擦着身子，“再说黑娃他爸，你上次从架子上摔下来，不也是张婶男人把你背回来的？”

刘黑娃躺在木箱里，听着父母的对话，突然想起前世公司的医保报销流程。那时候他手指在键盘上敲几下，就能提交报销单据，可在这里，一场水痘就能拖垮一个家庭。张婶家的医药费欠了三十多块，工头李胖子拖着工资不给，张叔急得用头撞工棚的柱子，闷响像重锤敲在每个人心上。

他突然冒出个念头。趁着李秀莲去公共厨房的空当，他手脚并用地爬到墙角，捡起块木炭在地上画了个歪歪扭扭的二维码。那是前世最常用的支付码图案，他记得每个像素的排列。可画到一半就被回来的李秀莲发现了，她以为孩子在瞎涂乱画，笑着擦掉：“黑娃这是画啥？像蜘蛛网似的。”

木炭的痕迹在泥地上很快消失，像他那些被现实抹去的代码。刘黑娃看着空荡荡的地面，突然意识到自己连最基础的信息传递都做不到。在这个连固定电话都稀罕的年代，二维码不过是个可笑的涂鸦，就像他说“钢筋直径”时，没人会相信这是来自未来的参数。

初夏的一场暴雨冲垮了工棚区的排水沟。污水漫进屋里，李秀莲踩着高跷似的木凳往外舀水，刘建国拿着铁锹在外面挖临时泄洪沟。刘黑娃坐在木箱里，看着浑浊的泥水没过母亲的脚踝，突然想起前世小区的排水系统设计图——坡度、管径、检查井位置，这些数据在他脑子里清晰得像刚编译好的程序。

“挖……三十度……坡。”他扯着嗓子喊，声音被雨声砸得七零八落。

刘建国抬头看了他一眼，抹了把脸上的雨水：“娃说啥胡话？能把水引出去就中。”

最后还是王大爷有经验，指挥着男人们往沟里铺碎石子，又砍了几根树枝当导流板，折腾到后半夜才把水排出去。刘黑娃趴在木箱边，看着父亲沾满泥浆的裤腿，突然明白那些精确的工程参数，在没有测量仪器的现实面前，连一把铁锹都不如。

他开始刻意模仿同龄孩子的言行。别的小孩用泥巴捏手枪，他也跟着捏，只是捏出来的形状总带着点梁体结构的弧度；别的孩子追着蝴蝶跑，他却蹲在工棚后墙根，数着砖缝里钻出的杂草，在心里给它们编上序号。李秀莲有时会觉得奇怪：“咱黑娃咋不爱跟人玩？”刘建国总说：“随我，闷葫芦一个。”

只有在夜里，他才敢在脑子里运行那些复杂的程序。他给工棚区设计了新的排水系统，用树枝当水管，石块当检查井；给父亲的钢筋绑扎法编了优化算法，能节省三分之一的铁丝；甚至给张婶家的鸡窝画了通风结构图，想着能多下几个蛋。可这些设计图只存在于黑暗里，天亮后他还是那个流着鼻涕、说话结巴的小屁孩。

变故发生在他两岁那年的冬天。工头李胖子卷着工资跑了，工人堵在工地门口讨说法，派出所来了人，登记了信息就没了下文。刘建国蹲在地上抽了半包烟，最后把铁锹扛在肩上说：“去南边的砖窑厂看看，听说那里缺人。”

砖窑厂离工棚区有十里地，刘黑娃被裹在厚厚的棉袄里，坐在板车的角落。车轮碾过结冰的路面，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像他前世电脑硬盘的读盘声。路边的白杨树光秃秃的，枝桠在灰蓝色的天空下勾勒出杂乱的线条，像段没调试好的代码。

砖窑厂的活比工地更苦。刘黑娃看着父亲推着装满砖坯的独轮车，在斜坡上弓着腰，脊梁骨像根快要折断的钢筋。李秀莲在伙房帮工，双手被冷水泡得通红，晚上给黑娃脱衣服时，手指都在发抖。有次他看见母亲偷偷抹眼泪，手里攥着张揉皱的纸条，上面是用铅笔写的“欠工资 247元”。

那天晚上，刘黑娃第一次清晰地说出了完整的句子。他指着纸条对刘建国说：“去……劳动仲裁……告他。”

刘建国愣住了，随即摸了摸他的头：“啥仲裁？能当饭吃？”

李秀莲也笑了：“这娃准是听哪个干部说的词。”

没人相信一个两岁孩子的话。刘黑娃看着父母疲惫的脸，突然把那些“劳动法”“维权流程”之类的词咽了回去。在这个连饭都吃不饱的冬天，那些来自未来的法律条文，比砖窑里的烟还要虚无。他能做的，只是在父亲推车上坡时，用尽力气喊“加油”，尽管那声音细弱得几乎听不见。

春节前，砖窑厂发了部分工资，是用一卡车砖抵的。刘建国和几个工友推着砖去集市上换东西，一块砖换两个馒头，十块砖换斤猪肉。刘黑娃坐在板车上，看着那些沉甸甸的红砖被换成各种年货，突然觉得这交易方式比区块链还原始，却比任何智能合约都有效。

回到工棚时，张婶正带着孩子们贴春联，红纸是用过期的水泥袋剪的，墨汁里掺了锅底灰。刘黑娃被李秀莲抱在怀里，看着父亲把换来的半块猪肉挂在房梁上，突然想起前世公司年会上的海鲜大餐。那时他还抱怨龙虾不新鲜，现在却盯着那块冻得硬邦邦的猪肉，口水在嘴里打转。

“黑娃想要？”刘建国取下猪肉，用刀割了一小块，在火上烤得滋滋响。油脂滴在炭火上，冒出带着香味的烟。

肉递到嘴边时，刘黑娃却突然摇头。他指着张婶家的方向：“给……妹妹。”张婶家的小女儿生下来就缺钙，腿有点瘸，平时总躲在角落里看别的孩子玩。

李秀莲眼睛红了，把他搂得更紧：“咱黑娃长大了。”

刘黑娃没说话。他只是突然觉得，那些复杂的算法和架构，或许从来就比不上一块热乎乎的烤肉。在这个连生存都要拼尽全力的年代，能分给别人半块肉的温暖，比任何代码都更有意义。

大年初一的早上，刘黑娃被鞭炮声惊醒。工棚区有人放了挂小鞭炮，噼里啪啦响了一阵，惊飞了房檐下的麻雀。他趴在窗户上，看见刘建国正用捡来的木板给板车钉防滑条，斧头落下的声音很有节奏，一下，又一下，像在敲一段没有旋律的代码。

或许这就是他的重生代码，刘黑娃想。没有变量，没有函数，只有一行行重复的、粗糙的、却带着温度的生活指令。他学着父亲的样子，用小石子在地上画了个歪歪扭扭的笑脸，画到一半被风吹散了，就像那些从未存在过的、关于逆袭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