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捕快及其三代以内的子孙不得参加科举”这一陈旧法律条文被彻底废除，投身于捕快行业的人数逐渐增多。刑部及东宋各地的刑务机构在选拔内部管理的官员时，不再局限于从军队或科举登科的才子中挑选，而是将目光投向了那些经验丰富的捕快群体，直接从他们之中提拔。

这一变革无疑使捕快在东宋社会的地位有了质的飞跃。众多曾被视为家族污点的捕快，或是那些有过捕快经历的人，终于能够重拾自尊，他们的名字也得以重新镌刻在家族的族谱上，仿佛在向世人宣告：他们，同样能为家族增光添彩。

回想过去，那条残酷无情的法律条文如同一道沉重的枷锁，将捕快及其子孙牢牢地钉在了社会的边缘。为了维护家族的声誉和子孙的前途，家族中的长辈们不得不狠心地将那些从事捕快职业或有过捕快经历的亲人扫地出门，仿佛这样就能抹去那段不光彩的历史，确保家族其他子弟的未来不受玷污和影响。

然而，时移世易，那条束缚捕快的沉重枷锁终于被打破。捕快的家族成员不再因他们的职业而蒙羞，反而家族的地位还可能因子弟的捕快身份和经历而得到提升。于是，那些曾被逐出家门的捕快和当过捕快的子弟，如今被家族长辈满怀愧疚地迎回，仿佛是在弥补昔日的过错。

在解决捕快人手匮乏这一难题的过程中，段智鸣意外发现了一个令他惊愕不已的事实：在东宋，即便是曾经身陷囹圄之人，也有机会参加科举，踏上仕途。甚至，只要他们的家属所犯罪行不重，也不会剥夺他们参加科举的权利。

这在现代社会看来，简直是匪夷所思。在现代社会的法律体系中，凡是坐过牢的人以及他们的直系亲属，都会受到法律严格的限制，无法涉足公务员等敏感领域的工作。然而，在东宋的法律条文中，却似乎对此持有一种更为宽容的态度。只要本人所犯罪行轻微，便有资格参加科举；至于家属，除非罪行滔天、激起公愤，否则也不会影响本人参加科举的权利。

段智鸣对此深感疑惑。他回想起东宋之前对捕快及其子孙的严苛规定，那是为了防止他们入朝为官后祸国殃民。可如今，为何对普通百姓的轻微罪行却如此宽容？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吗？

其实，关于犯罪是否会影响个人参加科举的问题，历史上的各个朝代都有着迥异的规定。唐代以“十恶”为重罪，犯此罪者及其子孙将被永久剥夺科举资格。而其他犯下轻罪的人，则可能根据情节的轻重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宋代延续了唐代的严格规定，但也有所放宽，允许部分“赎刑”者在特定条件下恢复科举资格。到了明清时期，律法更为严苛，明确规定犯罪者及其三代以内亲属都不得参加科举。但即便如此，也有一些朝代允许“赦免”后的犯罪者经过官方审核后重新获得考试资格。这些复杂的律法变迁，仿佛在诉说着历史长河中人们对于正义与宽容的不断探索与权衡。

因此，在古代，对于犯罪者参与科举考试的限制可谓是严苛至极，尤其是那些身负重罪之人及其亲属，往往会面临终身禁考的严厉惩罚。而对于那些犯下轻罪的人，虽然理论上存在通过赎罪或获得赦免来恢复资格的可能，但这也需要满足一系列极为苛刻的条件。尽管各个朝代的具体规定或许有所不同，但它们的核心目的都是一致的，那就是要全力维护科举考试的“纯洁”与“道德底线”。

作为从现代社会穿越而来的段智鸣心里十分清楚，让那些有罪之人，哪怕是仅仅犯下轻微罪行的人，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都将对东宋的未来产生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这种影响是难以预料和估量的。正因如此，东宋那条规定——犯有轻微罪行之人仍可参加科举为官，以及只要家属所犯罪行不激起民愤，本人同样可参加科举的法律条文，在段智鸣看来，已经迫切需要进行全面而彻底的修改了。他坚决主张，无论本人还是其家属，一旦触犯法律，不论罪行轻重，都应被剥夺参加科举的资格，哪怕是从族谱中除名，也无法逃脱这一严厉的惩罚。而那些犯罪者的后代，也必须苦苦等待三代之后，方能有机会重新踏上科举之路。

虽然这样的做法对那些犯罪的学子以及犯罪者的后代来说显得有些残忍，但为了东宋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这是必须要做出的牺牲。

而且，这么做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那就是能在很大程度上减少罪案的发生。毕竟，犯罪者的后代被剥夺了参加科举的权利，这对犯罪者本身甚至是广大的守法民众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震慑。毕竟一人犯法，就会祸及三代，无论以前还是现在，都是这样。父母都是深爱着自己的孩子，这一点，即便是坏人也不例外。为了孩子的前途和未来，父母们哪怕是豁出性命，也绝对不会去做任何有可能影响孩子的事情。因此，新法的修改可以让东宋的民众为了自己孩子的前途，在法律的边缘止步，不敢轻易触犯法律。

当然，对于那些在新法颁布之前已有犯罪前科，或是属于犯罪者后代但并未超出三代范围，却已经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的学子及官员，段智鸣也给出了充满人性化的处理方案：他们不受新法的约束，但他们的升职和职位任免必需接受来自京城都察院和吏部的严密监督，以确保其在职期间的言行举止完全符合朝廷的期望和要求。

此外，段智鸣还下定决心，要彻彻底底地废除旧法中那些关于买官卖官的条文和恩荫制度，并明确规定，任何人想要步入仕途，都必须经过科举考试的严格筛选和层层把关。这一决定，即便是皇帝亲自任命官员，也不能有丝毫的例外。

段智鸣之所以如此坚决地要废除买官卖官的条文和恩荫制度，并强制要求民众和贵族子弟必须通过科举考试才能入仕，是因为他深深地明白，如果不这样做，会对东宋的将来非常的不利。

一是东宋很会重蹈《水浒传》中北宋的覆辙。想想《水浒传》中的高俅，原本只是街边的一个无赖，却因得到端王赵佶的赏识。在赵佶登基为帝后，没有参加科举，就被赵佶封为太尉，从此一路平步青云。他在位期间胡作非为、肆意妄为，将北宋搅得乌烟瘴气、民不聊生，直接导致国力日渐衰退，最终在面对金国的猛烈进攻时，北宋走向了不可避免的灭亡之路。

二是恩荫制度创造了一大批的沉官冗员，这些沉官冗员完全就是一些不做事而拿工资的废物。这些人什么能力也没有，但却仗着祖上的功勋，占着东宋的职位不做事，浪费东宋国库的钱财，给东宋造成了很大的负担。

为此，段智鸣坚决主张废除买官卖官的条文和恩荫制度，并大力推行科举为官的制度，即便是皇帝也不能违背这一原则。

他的目的就是要避免东宋出现像高俅这样靠阿谀奉承、溜须拍马上位、祸国殃民的官员。以及光拿钱，不做事的人。同时，他也认为，买官卖官这种条文和恩荫制度简直就是对贪污腐败行为的纵容和包庇。如果不废除这两条法律，那么大张旗鼓进行的大反贪行动不管抓了多少贪官，都只会成为一个天大的笑话。更重要的是，国家通过科举选拔人才，是为了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如果不废除花钱买官卖官的法律条文和恩荫制度，那么科举考试的意义又何在呢？对于那些寒窗苦读、孜孜不倦的学子来说，又谈何公平和正义呢？

在早朝之上，段智鸣站在金碧辉煌的金銮殿内，将自己深思熟虑的想法及原因有条不紊、娓娓道来。大臣们听后，均无异议，纷纷点头表示赞同。毕竟，段智鸣提出这些想法的初衷，都是为了东宋的未来和繁荣。更何况，段智鸣之前发起的大反贪行动已经震慑了不少心怀不轨之人，谁也不想在这个节骨眼上撞枪口，否则晚上都察院的官员可能会不请自来，让自己吃不了兜着走。

见大臣们并无异议，段智鸣当即下令，正式将那条关于“轻微罪行者及家属犯有未引发民愤的罪行仍可参加科举”的法律条文修改为：“无论本人还是其家属，一旦触犯法律，无论罪行大小轻重，均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其后代也同样如此。但后代若已过三代，则不受此限制。”

还有恩荫制度这一曾经搅动官场风云的旧制，终于被正式废除。

然而，恩荫制度遗留下来的沉官冗员问题，犹如一座沉重的大山，横亘在改革的道路上。面对这一棘手难题，段智鸣并未采取简单粗暴的一刀切方式，直接废除这些人的职位。毕竟，新法不溯及既往，这是维护朝堂稳定、确保改革平稳推进的基本准则。

段智鸣深知，这些沉官冗员的问题若不妥善解决，就如同潜藏在机体中的毒瘤，终将侵蚀朝堂的生机与活力，成为东宋发展道路上难以逾越的障碍。于是，他决心以一种周全且富有建设性的策略，来化解这一困境。

段智鸣亲自投身到对这些沉官冗员的筛选工作中。他如同一位技艺精湛的淘金者，在众多的官员中精心寻觅那些真正有能耐的璞玉。这些被选中的官员，各有其独特的闪光点。有的在政务处理上，犹如经验丰富的舵手，能够巧妙地驾驭复杂的局势，对各种事务都有着独到而精准的见解；有的在民生事务中，仿若温暖的春风，深入民间，切实了解百姓的疾苦，展现出不凡的才能，为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还有的在军事战略方面，恰似运筹帷幄的智囊，颇具谋略，能够在战场上洞察先机，制定出精妙的作战计划。

段智鸣根据他们的特长和能力，将这些人才合理地分配到东宋各个急需人才的关键部门中去。在那里，他们就像是注入干涸土地的清泉，为各个部门带来了新的活力与希望。他们凭借自身的才华和不懈的努力，迅速适应了新的工作环境，如鱼得水般地施展着自己的才能，为东宋的发展添砖加瓦，贡献着不可或缺的力量。

而对于那些暂时未能展现出能耐的沉官冗员，段智鸣并未轻易放弃对他们的引导和培养。他以敏锐的眼光和公正的态度，对这部分官员进行了细致的区分。对于那些年龄较大，精力和学习能力已难以适应新要求的官员，段智鸣经过深思熟虑后，果断地做出了裁掉的决定。这一决策，不仅是对朝堂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更是为了给更多年轻有为、充满活力的人才腾出广阔的发展空间，让朝堂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至于那些年龄尚轻，虽有不足但还具备一定发展潜力的官员，段智鸣则为他们精心量身定制了一套全面而系统的培养方案。他精心挑选了一批经验丰富、能力出众的官员，让他们作为导师，带着这些年轻官员办公学习。在这些资深官员的悉心指导下，这些年轻官员就像是茁壮成长的树苗，在知识的沃土里不断汲取养分。他们在实践的大课堂中逐渐积累经验，不断磨砺自己，如同破茧成蝶一般，逐渐褪去青涩与懵懂。

当这些年轻官员通过自身的努力学习和实践锻炼，真正具备了当官的能力后，段智鸣会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和个人特点，为他们量身打造合适的职位。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凝聚着段智鸣的智慧和心血，每一项决策都彰显着他对东宋未来的深远谋划。

在段智鸣的精心谋划和不懈努力下，这场针对沉官冗员的改革得以稳步而扎实地推进。东宋的官场，就如同经历了一场洗礼，逐渐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向着更加繁荣昌盛的未来大步迈进。